說罷,痛哭流涕,憤憤然責問大臣們:形勢如此,朝廷外面沒有人力挽狂瀾,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麼辦呢?你們能為朕分憂嗎?大臣們一聽皇帝打算親自督師,決一死戰,不敢怠慢,内閣首輔陳演搶先表态,願意代帝出征。崇祯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難以勝任,一口回絕。内閣次輔魏藻德、蔣德璟、丘愉、範景文、方嶽貢等人,先後請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這時,去年十一月與方嶽貢一起進入内閣的李建泰發言了:“皇上如此憂憤,臣子怎麼敢不貢獻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況,願意用自己的家财作為軍饷,請求帶兵出征。”崇祯本來就有意讓這個山西人帶兵出征,聽到他的表态,大喜過望,再三嘉獎,并且表示,親自在京郊為他餞行,顯示“代帝出征”的威儀。李建泰何許人也?他是山西曲沃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先後擔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進入内閣。此人常常與同僚談起家鄉遭到戰火,願意捐獻家财、出征平亂。看來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來潮,是有思想準備的。皇帝當然求之不得,因為李建泰是山西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家鄉一定會殊死拼搏,何況此人是當地巨富,軍饷不必擔心,真是兩全其美。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儀式隆重舉行。先是驸馬都尉萬玮祭告太廟,接着皇帝來到大殿,舉行所謂“遣将禮”,當場手書“代朕親征”四個大字,與象征權力的節钺和尚方寶劍,一并賞賜給李建泰。然後,一行人等乘車來到正陽門城樓,皇帝親自主持餞行宴會。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從午門一直排列到正陽門外,金鼓聲聲,旌旗招展,氣氛相當的熱烈。正陽門城樓上擺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禦席,東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傳的禮器,皇帝使用的是鑲嵌寶石的金杯,大臣們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樂聲響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動情地說:先生此去,如同朕親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宴會過後,太監為李建泰戴上紅花,披上紅色鬥篷。在一片鼓樂聲中,李建泰離開正陽門城樓,皇帝在城樓上憑欄目送。如此隆重的出征儀式,寄托了皇帝與朝廷的厚望。那麼,李建泰這個山西漢子真的能夠力挽狂瀾嗎?山西的情況十分混亂,用“三晉披靡”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流寇還沒有到,守軍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李建泰應當快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條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軍不超過三十裡,實在有負于皇帝的重托。皇帝親自調派給他一千五百名京營士兵,并且配備了兵部主事淩、總兵郭中傑、主管西洋武器的傳教士湯若望,陣容不可謂不強。進士程源趕往真定寺,鼓動李建泰,趕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還向淩出示了平陽、太原守備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風險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山西早已亂作一團,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陽府城門大開,官員們紛紛棄城逃跑,已經處于不設防的狀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從蒲州抵達平陽,知府張鄰投降。五天以後,平陽陷落的消息才傳到京城。情報傳遞如此拖沓緩慢。山西地方政府運轉不靈,直接影響了朝廷的戰略決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終于成為無的放矢的馬後炮。朝廷方面沒有确切的軍事情報,把北京的防守重點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線,忽視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線,想當然地以為有重兵扼守,确保無虞。皇帝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錯誤分析基礎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慮“朝廷之憂”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還可以征調宣大的軍隊來保衛京師。這種判斷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難以确保京師安全,充其量隻能抵擋劉芳亮這支偏師。況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衛山西,他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态,虛張聲勢而已。他帶了一千五百名禁軍,在保定一帶的糧饷補給都要就地解決,地方官害怕他來征兵索饷,都拒絕他的人馬進城,弄得堂堂督師大臣威信掃地。在此之前,禦史衛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專倚本地,何以居重馭輕?在他看來,“輔臣不足恃,國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過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輩,他請求“代帝出征”,名義上是為帝分憂,實際上是為了挽救自己家鄉富甲一方的财産。但是,當他還在從保定府向真定府、順德府進發,還沒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時,他的家鄉曲沃就陷落了。這樣,他挽救家鄉的動機,完全沒有了着落,像洩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說的豪言壯語,一下子抛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經無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擊石。從此以後,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觀望形勢,敷衍了事。對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聽說真定已經被流寇攻陷,以為李建泰已經“為國捐軀”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見兵部尚書張缙彥,向他核實這一情況。張缙彥回答道:“不曾聽說。”崇祯有點光火:“朕都已經知道了,你為什麼還要隐瞞?”張缙彥又答道:“沒有看到塘報。”崇祯大是惱怒:“真定已經陷落,當然不可能傳出塘報。兵部為什麼不派人去偵察?”張缙彥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偵察,需要錢糧,兵部沒有錢糧,無法偵察。”崇祯聽了這樣的回答,氣得無話可說,推案而起。堂堂兵部掌握軍事中樞之職,居然借口窮到無力派遣探子的地步,豈非荒唐之極!不過更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為國捐軀”的消息,純屬子虛烏有之事。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這個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議“南遷”,說明他還活着,謊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滅了。不僅牛皮破滅,而且下場極不光彩。劉芳亮指揮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劉芳亮包圍保定城,他沒有絲毫抵抗,派遣中軍郭中傑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當了俘虜,皇帝賜予的敕書、督師大印、尚方寶劍,統統被流寇付之一炬。在“代帝出征”失敗後,于是南遷的提議又被提了出來。李明睿告訴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聽說形勢險惡,流寇已經逼近京畿,現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從長計議。目前看來隻有“南遷”,才是唯一緩解當務之急的對策。崇祯鑒于此前他的“南遷”之議胎死腹中的教訓,對此比較慎重,敷衍地說:此事重大,不可輕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李明睿歎息一聲說道:“天命難以預料,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謬以千裡。況且形勢到了危急關頭,不能再拖拉因循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必須當機立斷。”崇祯四顧無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慮:“朕有志于此已經很久了,沒有人相幫,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見,但外邊大臣不服從,無可奈何。此事重大,請你保密,千萬不可洩漏。”崇祯向他細緻地詢問了“南遷”的具體事宜。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說道:“朝廷在軍隊護送下,可以通過陸路、海路、運河南下。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達淮河。”崇祯表示贊許,再次叮囑此事不可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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