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謝蘭生有點兒想哭,“謝謝。”
他得到了一次承認。
而且還是得到了在這個領域最權威的專家承認。
說起來,他本來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獨立電影人”,是王先進這個教授告訴他的這個名詞。王先進說,在美國的本世紀中,八大公司壟斷好萊塢并形成了嚴格套路,一切瞄準受衆市場,以期獲得最大利潤,于是一批電影人就自籌資金自己攝制,擺脫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許多與商業片截然不同的電影來,被稱為“獨立電影人”,而謝蘭生這中國的“獨立電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謝蘭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後的電影史會如何書寫他這種人——最早的獨立電影人。
是熱血?還是莽撞?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其實最早,謝蘭生就隻是想拍他喜歡的内容而已,和寫小說一樣,制片廠要論資排輩,“破窗而入”的學長們與原先那批老導演們一起壟斷電影廠标,加上審查無比嚴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細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總有人要做這件事,去挑戰現今的标準,去推進現狀的改革,最終達到一個平衡。
縱觀世界,各個國家都經曆過這樣一段特殊時期,即,審查制度與從業者的對立及相互妥協。制度的每次改變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謝蘭生曾看過一本以好萊塢為例探讨電影審查的書籍,說,1915年《一個國家的誕生》讓資本看到巨大利潤,不再滿足于在寬松的幾個州單獨上映,于是要求徹改審查制度,而“海斯辦公室”這樣的電影人行業協會則開始承擔“自我審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時也承擔了與各政府解釋溝通的工作,越來越有話語權。後來,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舊好萊塢土崩瓦解,新體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發行,漸漸地,因為發行公司可對不同内容區别發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變得沒有必要對制片口嚴格控制,于是,終于,1968年,電影分級正式取代電影審查這個制度,由委員會監督實施。當然,1953年《奇迹》勝訴也是一座裡程碑,雖然那時導演訴訟隻是為了收回成本。
謝蘭生也一直認為現有标準會變寬松,卻不知道會在何時,因為何事,也許不會隻是一次改變,而是很多次改變。
其實,平心而論,謝蘭生并不是審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總覺得,外部政治十分複雜,電影局也無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場,有人認為“公民是否需要指導”隻應該以年齡劃分、隻要具有政治權利就應當能自主選擇并自己負責,而非“有人終生是老師,有人終生是學生”,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18歲”隻是一個數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導,甚至是畢生的指導,兩個觀點都挺正常,而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或平衡點究竟在哪,也許隻有曆史能給答案。也是出于這些原因,他并不厭惡電影局,也不厭惡制片廠。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廠标”的老導演,還有那些擠壓後輩的老學長們——各自為利罷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有些太嚴苛了,幾乎不能真正觸及目前存在着的問題。創作空間會更寬闊,可這需要有人站出來,去沖擊,去博弈,一點一點地向前走,看看結果,試探邊界。或者說,有些東西在現階段是有苦衷或沒辦法的,但創作自由是“正确的”,無法反駁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達到一個平衡,雖然,這也許要用幾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對于文藝而言,批判永遠最有力量,永遠大于贊揚、褒獎。它讓人類改變、向前,而非安于現狀。總有一天,人們會在大熒幕上看到這一類影片的,也一定會贊歎那些鎂光燈前的導演們,可謝蘭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時,人們可以看看他,看看孫鳳毛,看看他們這一代的獨立影人也許早已遠去了的單薄背影。
…………
謝蘭生在收到拷貝的當晚就跑去郵局,把它發往都靈電影節的選片委員會。他不認識要去意大利的人,也辦不來意大利的簽證。
事實上,11月29号就開幕的都靈電影節報名工作一個月前就截止了。謝蘭生也報了名字,但來不及郵寄拷貝,一度打算退出來的,可是祁勇上部電影的導演正正好好是選片委員會的成員,給謝蘭生寬限了下,讓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們的意思是,都靈電影節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勵新人,謝蘭生去比較合适。它隻接受電影導演的前三部長片作品,而在過去許多年裡,有衆多知名電影人都曾經在這裡起步。如果蘭生錯過都靈,他能參加的對新人比較友好的電影節就隻剩下荷蘭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聖塞巴斯蒂安都比較勉強。對于他們給的原因謝蘭生也覺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請延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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