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蘭生說:“我知道。”膠片經過顯影、停顯、定影、幹燥等步變成原底片,呈現負像,而原底片隻有一個,非常珍貴。
他不僅知道,他還去過洗印廠。洗片大廳裡充斥着鹵化銀藥劑的味道,與膠卷的味道一混,比荷爾蒙還要迷人。工作台上有剪膠片的小鍘刀,還有用于做标記的白色記号筆。當時那家廠子是用自動卷片的剪輯台來剪輯的,下面挂畫面拷貝,上面挂聲音拷貝,一部普通國産電影至少要用十本膠片,加在一起3000米長,讓謝蘭生印象深刻。師傅們跟導演、攝像商量前期的測打光,讓對方務必考慮周全,因為後期很難調整。
頓了頓,謝蘭生說:“是這樣的……我已經把分鏡頭表給貴公司寄過去了。”
“對,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鏡頭表比較詳細,每一場的下屬鏡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同時,因為需要節省膠片,我們幾乎每個分鏡都隻拍攝了那一次。唯三拍了兩次以上的地方出現在腳本的第65頁、第130頁以及第195頁,對這幾處請都使用最後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經在分鏡腳本的空白處标出來了,我想這些會給LAB的剪輯降低一些難度……還有,為給後期提供方便,在片場時我們是用英文說寫拍攝場次和鏡号的,可以對上。”
Nathan似乎在考慮可行性,語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對不起,我也沒錢去悉尼了——”謝蘭生的一把聲音在柔和中帶着堅持,“我隻能用電話和您說明這部電影的立意、劇情、人物性格、還有伏筆。”
“嗯,您說。”
謝蘭生把莘野改過的英文稿緩緩念出來,并且确保Nathan聽懂了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他對莘野還演練過,莘野說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聽得十分認真,還反問了幾個問題,謝蘭生都一一答了。Nathan還是希望謝蘭生能沖一個樣片出來,并親自到澳大利亞和實驗室即時溝通,可謝蘭生真的沒錢。
最後,謝蘭生說:“Nathan,我們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或者第二個自己拍電影的團隊。我們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來,給中國的獨立電影開個好頭,抛磚引玉,給類似的電影團隊一點靈感、一點激勵。”
Nathan道:“我理解。”
“我……”謝蘭生幾乎是在乞求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但是,如果您能把它當做您自己的片子來做,我一定會從我心底裡感激您,并且永遠銘記您的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聽到“alwaysrememberyourkin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後才道,“說實話,隻剪一次,隻沖一次,即使對我而言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你們既然經費有限我也不就多說什麼了。我沒辦法保證任何事,我隻能說,雖然這單金額很小但我一定盡力而為。”
謝蘭生說:“謝謝,謝謝。”
放下電話,他長舒了一大口氣,感覺自己非常幸運。
搞定了。謝蘭生會相信Nathan,相信對方能給《生根》最合理的剪輯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現方式,也相信Nathan并不會把相對簡單的《生根》剪輯給搞砸。
…………
把攝影機還給北電,把燈光還給在開廣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張世傑王中敏(第1章),謝蘭生把幾本膠片按照順序整理了下,便鄭重地去郵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膠片寄到遙遠的澳洲去。
小紅小綠都不在,莘野已經去上海了,謝蘭生隻能自己一個人去辦理郵寄。
在謝蘭生家旁邊的郵電局東四十條所,謝蘭生跟櫃台阿姨買了一個大紙殼箱,把封好的《生根》膠片小心翼翼地放進去,稱了重量,貼了郵票,接着抱着小紙殼箱,右手掏出一張白紙,問對面的櫃台阿姨:“那個,這張說明,可以貼在盒子上嗎?貼在哪裡比較合适?”
櫃台阿姨十分不耐煩,問:“什麼東西?”北京大媽嗓門超大,謝蘭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這個趨勢,謝蘭生總覺得不妙。
謝蘭生答:“給海關的一個說明。”
“哈?”
謝蘭生又大了點聲兒:“給海關的一個說明。”
這是莘野曾告訴他需要準備的東西。謝蘭生活了22年多從沒寄過國際包裹,也不知道向澳洲寄電影膠片需要清關,然而前幾天,就在他剛下定決心要去澳洲做後期後,莘野給他打電話說“一切發往國外的東西都可能被對方國家的海關開箱查驗”,讓他準備一個顯眼的“attention”字條貼在箱子上,同時也貼在每盒膠片上。
白紙上,有謝蘭生用中英文給海關寫的請求信:【内含膠片,不能見光,懇請海關謹慎開箱。】是用粗黑的筆寫的,非常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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