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黃巢從山東轉寇河南,禍水西遷,直接威脅到了東都洛陽。長安震怖,急忙調兵遣将,組成一道堅固的防線,保衛洛陽及長安。
而王仙芝和黃巢則在一次又一次地僥幸逃亡中,積累了寶貴的鬥争經驗,并且将在未來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仙芝攻打鄭州,未能得手。于是群盜化整為零,蟻聚河南,燒殺劫掠,以至于“生人幾盡”。
王黃之禍,甚于蝗蟲。蝗蟲過處,莊稼顆粒無收;王黃草賊過處,活人全無。這也是我始終不願将其稱為“起義軍”的原因,真不明白他們的“義”到底體現在哪兒。不過很多人習慣把一切與朝廷作對的暴動稱之為“農民起義”,故而也将這次民變稱為“王仙芝、黃巢起義”。
對曆史,我們應當保持敬畏之心。實事求是,就是對曆史的最大敬畏。盲目從衆,人雲亦雲,不是一個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堅持把唐末的這次暴動稱為“民變”,客觀公正,就像把桂州的那次兵變稱為“龐勳之亂”或“龐勳兵變”而非“龐勳起義”。前文和後文中為了記叙方便或者手滑,可能也會稱之為“起義軍”,但這絕不代表我對他們的肯定。
各路官軍嚴陣以待,嚴防死守,但收效甚微。
一來是賊軍飄忽不定,四散劫掠,見到朝廷軍隊就一哄而散,不與官軍打團;二來是即便官軍捕捉到王仙芝主力,王仙芝也會“破财消災”,把劫掠來的戰利品丢棄在道路兩旁,朝廷軍隊便會争相搶奪财物,賊軍趁機溜走。
不得不說,王仙芝、黃巢成長迅速,把唐末各藩鎮兵的弱點拿捏得很到位。詐降緩兵、破财消災……這些小伎倆更是玩兒得爐火純青。
王仙芝、黃巢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帶流竄,以打砸搶燒為主要戰略目标,幹一票就走,就像之前和之後的所有農民起義一樣,帶有濃重的遊擊戰色彩。
在古往今來的農民起義中,王仙芝黃巢的運氣顯然是最好的。因為在他們摟草打兔子的時候,着實打到了兩隻肥兔子——汝州刺史王鐐、蕲州刺史裴偓。
在與朝廷的武裝鬥争中,“執刺史”、“殺刺史”隻能算作是小插曲,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這兩隻兔子肥就肥在人際關系上:汝州刺史王鐐,是當朝宰相王铎的堂弟;蕲州刺史裴偓則是王铎的學生,裴偓進士及第那年的主考官是王铎,師生關系甚鐵。
活捉他倆,尤其是王鐐,就等于握住了宰相王铎的命根子。
如果這兩位能夠顧全大局,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視死如歸,痛斥王黃逆賊無禮,然後英勇就義的話,曆史也許就會發生重大的改寫:宰相王铎身負國仇家恨,堅定地成為“主戰派”,朝廷上下同心,王仙芝黃巢被很快鎮壓……
隻可惜,王鐐和裴偓都是軟骨頭。
他倆被擒之後,第一反應都是向草賊搖尾乞憐。特别是裴偓,主動幫王仙芝起草招安求官的奏章。
宰相王铎也因私廢公,在朝中極力鼓吹和平招安政策。
在當時,多數朝臣還是主戰派的,認為王黃之輩不過是區區草賊,一群河南、山東饑民而已,其實力萬不可跟龐勳相比,龐勳主力是徐州武甯軍、銀刀軍等正規軍,且與徐州一帶駐軍盤根錯節,具備一定的軍事素養和社會基礎。
先帝拒絕赦免龐勳,一年的時間就把龐勳叛軍鏟除。龐勳都能剿滅,王黃之輩亦有何不可?今日若赦免王仙芝黃巢的謀反大罪,還給他官職,不就等于鼓勵百姓造反嗎?
然而在這種全員主戰的氛圍中,朝廷卻最終采取了招安妥協的态度。
這是因為王铎集團裡應外合。朝内有王铎積極運作,朝外有王鐐、裴偓配合造勢。
不要小瞧王铎同志蘊含的政治能量。
王铎同志出身官宦世家,父親王炎、祖父王恕、曾祖王升、高祖王琎、天祖王滿,全是做官為宦的,官職當然是有大有小的。
他的伯父王播,做過宰相;叔叔王起,做過宰相;堂兄王龜,同州刺史;而另一個堂兄,就是我們熟知的王式,鎮撫安南、平定裘甫、屠滅銀刀軍的那位仁兄。
别急,有人也許會對王铎家族世系有所異議,下面就來答疑解惑,以三本權威史書作對比:
《舊唐書》:“播子式,弟炎、起”;“炎……子铎、鐐”;“起……子龜”;“以弟铎在中書”;“龜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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