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是覺得現今标準太嚴太嚴了。打個比方,商業片中“負面現象”必須已經被解決了、已經不存在了,“當下問題”不被正視。第二位拿“歐洲三大”的大導曾呼籲分級,電影局則回複他說“電影全部代表中國”,可問題是,中國就是這樣複雜呀,因為複雜,才立體,才勾人。
經常有人說導演們“攝制爛片還怨審查”“怎麼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蘭生覺得十分無語。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總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這個題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那個題材,百花争鳴。“A擅長拍某個題材,那BCDE都應該擅長拍同個題材,他們要是拍不出來他們就是破爛導演”的邏輯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謝蘭生跟電影學院一個領導又聊了聊,同時還有加州大學的一個終身教授,研究娛樂法的。
謝蘭生想說,如果審查必須存在,那它未來發展方向該是“人治”變少,“法治”變多,可是,中國娛樂法、電影法這個領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沒有,相關規定一片混亂,娛樂産業市場規模、法制建設并不匹配。美國娛樂法、電影法的研究則十分活躍,加州大學法學專業一直包含相關課程,也提供碩博學位,于是,謝蘭生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提了一嘴,政法大學、電影學院是不是能開設課程,培養人才,從法制的那條路來推動審查的前進,比如,完善電影公司行政訴訟的流程。
中國2004年就開始草拟《電影産業促進法》,也是“文化産業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據說,其中進展并不順利,許多問題懸而不決,到現在也沒出來[注]。
他們幾人想談甚歡。看的出來,電影學院那個領導對增設“法學”也覺新鮮。目前,電影産業的投融資、版權保護等也要律師。
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并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那個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第二,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衆。”謝蘭生說,“遙遠将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制,一個民間控制,這樣不少内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制,好萊塢的大制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
“是……”
蘭生其實并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内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币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衆,于是1908年聖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随後,《一個國家的誕生》被一半的州強制禁映,整個邦統一标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制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争取上映,并出台了個《海斯法典》,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讨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制片廠聯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為八大制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海斯法典》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後,1953年《奇迹》勝訴,1960年,電視沖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系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電影資源分級制度》正式實施。可随後,大制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衆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争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内規範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面為審查+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後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面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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