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商英抵達東京後,向趙佶請求召見,趙佶當即在垂拱殿召見召見這位老臣。
張商英是英宗治平二年的進士,在如今的朝堂,真可以算得上老臣了。如今已經六十歲的張商英進入垂拱殿中向趙佶行禮,趙佶連忙命梁師成賜座。
張商英早年受到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賞識,又與章惇關系密切,按理說是新黨的鐵杆了,但是在蔡京制定元祐黨禁的名單時,張商英卻榜上有名,真是奇哉怪也。
要知道,元祐黨禁的入選标準主要有三個:元祐黨人及其子孫,元符末年應诏上書直言朝政得失入邪等者和所有有異議者。張商英并非舊黨,也沒有“直言朝政得失”?卻進入了“元枯黨籍”。
張商英是明顯被蔡京給打擊了,這點不光張商英和趙佶心知肚明,連當時的人都很清楚,故而時人有言:與京議政不合,數诋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禦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去,商英所作《元佑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複。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
這就說得很明白了,這是蔡京玩弄權術,将張商英罷斥的。
當然張商英自己也并非沒有過失,除了台谏所言的在政治上反複之外,張商英沒有領會趙佶任用自己的意圖也是重要的原因。趙佶親政後改元崇甯,也就是推崇熙甯之政,恢複自己父親神宗時的新法,所以趙佶才啟用了一大批新黨幹将。
但是趙佶的目的并非僅僅是恢複熙豐之法,他也是要借此樹立自己的權威,同時趙佶生活奢侈,喜好繁華,這需要大量的錢财,隻有蔡京能夠迎合趙佶,滿足他的奢侈生活。
而張商英、曾布等人,僅僅要求恢複新法,這就與趙佶的要求相去甚遠了。
在張商英罷相的诏書中,就很能說明問題了。诏書中以趙佶的名義,對張商英大加批評:在元枯之初,托文辭以毀警先烈;追元符之末,因訓語以褒譽朋奸。原其操心,出于為利。而内多詭秘,外若坦夷。膚初不疑,待以垂轄。徐察言動,反複躁輕。貪冒希求,自幹榮進。潛結近密,觊位相臣。以道事君,何望于汝!
将張商英說的是人品卑劣,全無所謂“儒英’、“國器”的氣度,有負皇帝的信任。
這些話當然不是出自于趙佶之口,而是出自于蔡京之手。但是此番君臣相見,還是有些尴尬的。
趙佶于是先開口問道:“張卿一向可好?”
張商英說道:“臣一向安好。”
君臣二人都有些尴尬,畢竟當年趙佶貶谪張商英的诏書可是罵的很髒,最後還是趙佶先開口說道:“向年之事,吾亦深悔之!”
對于當年的事情,趙佶确實還是太年輕了,剛剛繼位,想着恢複新法,同時樹立自己的威信。
本來趙佶在崇甯年間任用的宰相,雖然重用蔡京,卻也深谙“異論相攪”的家法。很注意安排一些與蔡京政見不同或無甚關聯的執政,防止其獨斷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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