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認為,自唐代時,唐太宗就開始以重金征集晉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軸。這些書法作品中的《蘭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見不到了,其餘的都收藏于皇宮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則天當政時,被她的兩個面首張易之、張宗昌兄弟盜出不少。後來都陸續的流落到民間,後大多都被權貴人士王涯和張廷賞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個“涯”字的印章。後來王涯倒台了,府上被軍士們搶劫。可軍士們都隻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軸,而将書法作品剝下來随手就扔了,李驸馬家裡的這些晉人貼也許就是被軍士們扔掉的書法作品。
在京師時,王安石著述了一本《字說》,意欲刊行于天下,在這方面滿腹經綸的蘇轼當然不會買賬。
單純不買賬也就罷了,心直口快的蘇轼卻要時不時地找茬來惡心王安石一下。其中最為著名的段子就是:
蘇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說》道,如果以竹鞭馬為“笃”,那麼,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還有,蘇轼套用王安石曾說過的話,“鸠”字從九從鳥,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證據。蘇轼戲谑道,《詩經》中說,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們的爹娘,正好是王荊公所說的九個。
也有說蘇轼因為不滿《字說》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當面理論過。蘇轼舉例說,拿“犇”和“麤”而言,牛之體壯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個牛字組合起來卻成了奔跑之意,而三個鹿字組合起來怎麼就成了粗壯之意呢?
當時的王安石被問得啞口無言,臉紅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推測,後來的黨伐之論,越來越激烈。以至于蘇轼的黃岡之貶,也許不全是因為詩稿裡的攻擊,似乎還與蘇轼對王安石《字說》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關系。
蘇轼要離開京師了,侄子蘇林的寡妻帶着兩個孩子蘇彭與蘇壽也同行去了陳州。
宋時自京師開封府到陳州,走水路極為便利。在舟行水上之時,蘇轼還不忘作幾首小詩以自娛。當然,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蘇轼當時的心情還是較為舒暢的,無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
到了陳州,除了與蘇轍一家的歡聚外,蘇轼還拜見了恩師張方平,此時的老張正出任陳州的知州。
在知州張大人府上,蘇轼看到了張方平近來讀杜子美的詩作,也乘興和詩一首。
這是一首二十韻的五言排律,蘇轼在三十六歲正值壯年,在他的和詩中,蘇轼以李太白的古風提唱,用下平四豪這種難韻唱和張方平的這種讀杜詩,本身就極有難度。況且,在蘇轼的和詩中,能夠做到主賓判然,疏密相間,在大量的排比之間,施以流走之法。這樣下來,全詩的面目似杜,而氣骨卻是蘇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為營的缜密,又有蘇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無佳句,時蒙緻白醪。殷勤理黃菊,為遣沒蓬蒿。”
這種直白通達的詩句,使得後世的蘇學研究者紀曉岚先生贊歎有加。紀曉岚評價道:字字沉穩,句句飛動,而結尾蘊藉,此為詩人之筆!
八月初十,蘇轼與當時的陳州州學教授試國之四門助教崔度一起對飲于月下。
這時候的蘇轍剛到陳州,脾與肺間都有暗疾,正好當時陳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氣之法,試後頓覺有效,于是蘇轍嚴加練習,後來竟終身修習不辍。
崔度這個人,精通經史子集,熟知各項事務,就連舉薦者韓琦都認為他是個人才。後來,因為崔度被貶谪海外,蘇轼還給好友歐陽仲純寫過信,拜托照顧一下仍寓居在陳州學舍裡崔度的妻兒。
此時,杭州府過來迎接蘇轼的官差還尚未過來,一旦公人過來,蘇轼就得立馬動身南下。
熙甯四年。
八月二十五,張方平被判以南京禦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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