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娥,把書一人發一份。”朱媺娖吩咐費珍娥把自己在四川寫的兩本書刻印了幾十本分發下去。
這兩本書一本叫做《西洋諸國記》,詳細記述了如今歐洲各國的曆史、軍備、戰争、政治、技術。另外一本叫做《論西洋航海時代對華夏影響》,裡面主要寫了歐洲大航海時代對明朝的影響,白銀湧入、海貿大幅度增加、隆慶開關等一系列造成的效應,這是第一次有人從國家方面上宏觀寫明這一切。
16—17世紀明朝所處的生态位,既并非所謂的“閉關鎖國”,也非“明朝在16世紀掙的盆滿缽滿,所以沒有錯過大航海”,更類似于被動的供貨,而不掌握硬通貨的流通,甚至連國内的貨币體系穩定都做不到。外部的運輸鍊條和貿易據點也沒有掌控,結果就是受外部市場的波動影響極大。
這種狀态下根本就談不上主動迎接大航海甚至主導大航海,隻是憑借祖宗遺留的産業掙了筆快錢而已,最後因為沒快錢又加劇了内部的紊亂。
但同樣,“明朝的海外貿易不如前代”完全是無稽之談,明朝以前哪個朝代海外貿易做得逼其他國家閉關鎖國?
中國對白銀近乎無窮無盡的渴求引起了歐洲各國各種劇烈反應,逼得西班牙國王在1593年就發布貿易禁令,限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此後有十多次頒發類似的禁令。
日本為了防止白銀的流出,在1624年實行了嚴厲的鎖國政策,德川初期日本對外貿易還是開放的,和中國明朝雖然未能恢複“勘合貿易”,但民間貿易并未中斷,可随着日本白銀的大量外流,幕府還是采取了鎖國政策。
也正是由于從海外貿易得來大量白銀盈餘,明清中國才會選擇白銀做為貨币,要知道自古以來中國就是貧銀國家。
明朝隻有太祖高皇帝認真搞過海禁,其他的皇帝在位時期,海貿都很發達。
高皇帝搞海禁的原因一是防止國内外力量勾結的需要。明朝建立初期,南方張士誠、方國珍等殘部仍盤踞在沿海島嶼,企圖内外勾結,東山再起。後來胡惟庸案爆發,牽扯罪名有私通倭寇,因此朱元璋擔心重臣與外國勢力勾結威脅明王朝。
二是以明初那慘痛的戰争損失,各地因為戰争導緻的無人區,人煙荒蕪,北方還有北元虎視眈眈,任何一個腦子正常的封建帝王都該知道這個時候誰還有力氣往海洋上使。(明軍在曆代開國軍隊裡是最像人的了,整肅軍紀也很早,各地的無人區和明軍關系都不大,最慘痛的北方是元軍和紅巾軍拉鋸導緻的,明軍收複北方的速度很快)
三是防範倭患是實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自元代開始,東南沿海倭患日盛,明朝建立初期,面對北元的威脅,東南倭患相對較輕,加之明朝對日政策的失敗,使得無法從外交上解決倭患問題,隻得加強海防,實行海禁政策以防倭寇與民間接觸。因此,實行海禁政策也是解決倭患的需要。
明清兩朝的海禁之比用個通俗的比喻,明朝搞海禁是大學大教室不讓你玩手機,大清搞海禁是衡水中學不讓你玩手機,都寫着不讓你玩手機。
宋朝也不能說鼓勵海貿,北宋缺銅,嚴禁銅錢出海,還對香料等貴價進口商品禁榷防止貿易逆差。隻能說兩宋允許海外貿易收稅,談不上鼓勵。
最早的禁海從南北朝之時就有了,之所以說明清閉關鎖國,也是因為明清時代的海洋貿易是無法跟得上内地蓬勃發展的制造業,所以說是落後的,跟不上時代的。
如果說明代的海禁封建,那清代的禁海遷界就是赤裸裸的血淚史,是康熙為了避免鄭氏海軍通過襲擾沿海來攫取給養的措施。遷界禁海内陸與台灣同痛,大陸痛則痛一隅,台灣痛則痛全身,為求以福建沿海的小代價來削弱鄭氏海軍。
在當日原因福建海賊猖獗而議遷界,又因賊勢蔓延止遷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賊,故并遷及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五省之界,是遷五省之界者其禍實始于福建之鄭賊也。
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跄踉,富人盡棄其赀,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栖。起江浙,抵閩粵,數千裡沃壤捐作蓬蒿,土着盡流移。
翻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棄自己财富,貧窮的人拿着鍋子帶着妻子兒女,全部内遷,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裡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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