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說》是韓愈的一篇着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于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于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後,形成了以士族為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為區分門第的标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着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谀”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為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愈同時代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辄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說》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鬥争精神。
對恥學于師,文章連續用了三個對比。第一,古今對比,闡明恥學于師違背聖人之道,其後果隻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個人既明于擇師教子的必要,卻又不明于自己從師的必要,把這兩種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對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實糊塗不通道理。第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的對比,進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錯誤心理,發人深省地指出兩種人的地位與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論題,并以教師的職能作用總論從師的重要性和擇師的标準。開篇第一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說明古人重視師道,又針對現實,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然後指出師的職能作用是“傳道受業解惑”,從正面申述中心論點。接着緊扣“解惑”二字,從不從師的危害說明從師的重要,從反面申述中心論點。最後緊扣“傳道”二字,闡明道之有無是擇師的唯一标準,一反時俗,将貴賤長少排出标準之外,為下文針砭時弊張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态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一層,把“古之聖人”從師而問和“今之衆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聖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3段
以孔子為例,指出古代聖人重視師道的事迹,進一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為師的道理。這一段開頭先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聖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聖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确的。這種以能者為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第4段
贊揚李蟠“不拘于時”“能行古道”,說明寫作本文的緣由。“不拘于時”的“時”指“恥學于師”“惑而不從師”的社會風氣。“古道”指“從師而問”,以“聞道”在先者為師的優良學風。從而總結全文主旨,點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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