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的北地,空氣中依舊帶着微寒。
縣裡電子夜大的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方兆中待崗期間,受春風胡同街道辦的邀請,暫時在文化辦公室負責起草文字工作。
說是文字工作,其實就是寫寫橫幅,設計設計宣傳标語,順便替街道辦規整文字檔案。
而這些事情,方兆中簡直太熟了,熟稔到……有一種兜兜轉轉幾十年,又回到機關辦公室寫材料的即視感。
文化辦公室裡總共兩男同志,一個是方兆中,另一個是方兆中的發小,名叫畢文淵。
畢文淵人如其名,文淵,有着濃厚的文學愛好,他同方兆中一路做過小學同班同學、初中同班同學,初中畢業之後,畢文淵經過勞動改造,分在了縣圖書館工作,這回也是被“暫借”到街道辦來做事。
“兆中,你來看看,我這文章寫的怎麼樣?”
1977年國家宣布重新恢複高考,畢同志非常激動地考了兩年大學,可惜一概名落孫山,漸漸杜絕了再上大學的念頭,轉而給各大報紙、雜志投稿。
有些地方雜志登載過畢文淵投稿的幾篇現代詩歌,但他的短篇小說,卻至今還沒過過稿。
方兆中走了過去,看見稿子上的标題。
“《路燈下的我》?”
老實講,這是一篇平庸到不能再平庸的稿子,講的是主人公認識到了人生的哲理,并在上山下鄉的過程中抱得美人歸的庸俗故事。
77、78、乃至今年上半年,全國文壇流行的文學風向都是傷痕文學類型,與這篇《路燈下的我》相似風格的稿子簡直多如牛毛,而短篇小說又受2萬字的字數所限,故事得不到延展,劇情也落入窠臼,像極了裝在套子裡的人。
那麼什麼時候有新的文學風向出現呢?
1979年,蔣子龍在《人民文學》上發布《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被稱為改革文學的先驅。
蔣子龍之後,改革文學開始興盛嗎,先鋒文學也逐漸大行其道。
當然,這都是後話。
“你打算投哪裡去?”方兆中問道。
畢文淵拿着稿子豎在桌面上,非常有自信地說道:“就近選擇,要麼投《燕京晚報》,要麼試試《中國青年報》。”
方兆中拍了拍老畢同志的肩膀,沒有出言打擊對方的自信心:“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有試的勇氣就好。”
“兆中,你今天怎麼這麼會說話了?”畢文淵被這一席話誇的眉飛色舞:“對了,77年的時候你高考失利,今年不再試試嗎?”
1977年的時候,還沒有“被穿越”的方兆中同志在第一屆高考中順利落榜。
方兆中坐回了自己的位置,道:“也就一個月的時間,今年恐怕是不成了。”
他倒是也想過高考這條路子,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可是實打實的精英人才、國之棟梁,知識分子如果能通過高考考上大學,不僅可以每月領取國家補貼,而且享有幹部身份,未來前途一片光明。
全然不是後世工資3000一月的本科牛馬可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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